中央乐团 -《中央乐团史(1956～1996)·书赠碟》[三联书店]书赠碟[FLAC]

用户共享的电驴资源列表
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史.(1956～1996)·书赠碟].专辑.(FLAC).rar	439.03 MB
全选	439.03 MB

简介:


出版发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资源出处(Credit)：大嘴鸟原抓
专辑介绍：
　　历史上的今天，1996年2月3日，中央乐团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由当年25岁年轻指挥李心草指挥了马勒第一，奏成绝响！
　　《中央乐团史》是香港人周光蓁花了近十年时间采访原中央乐团艺术家并收集资料，整理写出七百多页的作品，由香港三联出版社于2009年底出版。该书记录了中央乐团从建立，经历的历次运动，与世界级大师的合作，直到96年的终极改革结束了“中央乐团”这个“老字号”。总之，做为一名圈外人，通过努力写出圈内人所无法完成的东西，所付出的劳动还是很令人敬佩。虽然李德伦女儿对此书颇有微词，认为作者站在了少数不支持改革的人的立场上，是“戏说”而非“正史”。但别忘了，此书并不是“中央乐团改国交之史”，而是整个40年的历史，国交改革只是整个40年里最后几年的事情。建议对新中国音乐史（尤其是交响乐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应该找来读一读。
　　本书附赠CD一张，收集中央乐团历史录音22段，从早期单声道的，到最后一场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该CD由雨果老易处理制作，其中单声道部分达到不错的效果！
奏響中國現代史
　　——一個樂團·集體榮辱
　　【明報專訊】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四人幫下令樂團在翌日照常演出。毫無辦法之下，成員流淚改奏《國際歌》等以作悼念。但樂團不顧禁止戴黑紗、白花，或送花圈等警告，由李德倫帶領，全團就是戴上黑紗、白花，還挪大花圈，逕往寒風刺骨的天安門廣場作悼念。
　　「中央樂團是個罕見的現象：有高度的技巧但又不懂得怎樣演奏布拉姆斯。這樣的樂隊簡直是個奇蹟，世間難尋，」著名指揮家小澤征爾1978年首次指揮中央樂團後如是說。
　　用「奇蹟」來形容這個中國幾千年歷史上首隊國家交響樂團絕不誇張，但不是因為懂得拉奏布拉姆斯與否，而是因為它所經歷的40年（1956-1996）。
　　1999年，已故中國指揮大師李德倫向我講的一句：「中央樂團的40年是鬥爭的40年！」讓我踏上訪查這個已經不再存在的旗艦樂團的不歸路。由於樂團已作古，資料只能靠零散蒐集。在京港兩地圖書館蒐集文字紀錄，翻閱加起來有近幾百年的官方中、英文傳媒，然後拿錄音機，走訪四散世界各地的老樂師作口述歷史，成功訪問了百餘人，其中單是指揮已有20位，包括香港的葉詠詩。
　　十年訪查，始發現中央樂團是個被遺忘的藝術寶庫，記載二十世紀下半葉交響樂藝術在神州的發展歷程，還有在那個大時代樂師們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的場景，帶來一次又一次的震撼。用已故創團團長李凌的話：「中央樂團和祖國的命運一樣，有過勝利，歡笑，也有曲折痛苦，甚至有過血污。」
「革命文藝戰士」：不正常年代下的例外
　　中央樂團的40年是一群尖子樂師既求生存、亦為追求拉奏貝多芬等西洋古典的奮鬥故事。由於身處京畿政治暴風眼，它無可避免地涉及幾乎所有國家大事：百花齊放、反右、大躍進、中蘇交惡、十年文革、中美建交、改革開放等。交響樂團作為一個進口藝術品種，演的又洋又古，在那革命和民族化的年代可謂愛恨交織：對外是櫥窗的精品，對內則是唾罵的箭靶，它的榮辱起跌與國家命運緊扣在一起，而過程中亦把貝多芬、莫扎特捲入政治漩渦，演出與否更一度成為國際觀察中國政治的寒暑表。最著名的例子是文革結束後樂團突然演出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還廣播至歐美各國，全世界為之側目，紛紛以「要聞」報道。演《貝五》登上頭條固然不正常，但也正好反映那個年代的不正常。
　　那個年代的不正常是人所共知的，連中共中央在1981年都搞個決議加以否定，用不花十年寫上60萬字的大書去說明一個既知的事實。但《中央樂團史》記載的，恰恰有別於一般的想當然，樂團成員所經歷的，也非刻板一塊，而是充滿人性在大時代衝擊下的不同反應，有為理想的，也有為求存的，但更多的是為中央樂團牌匾下的集體榮譽。
　　文革十年，一般都想到紅衛兵、四人幫亂世的一段歷史。然而中央樂團作為江青御用樣板團情就很不一樣。樂師們既享受「革命文藝戰士」崇高身分，出入人民大會堂演奏《交響音樂沙家》等樣板戲，但亦同時受各場政治運動的洗禮，其中所謂清除「五一六分子」導致四名樂團成員自殺、小提琴家楊秉孫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首腦被囚十年、作曲家瞿希賢亦被指為「叛徒」囚在秦城監獄達六年，還有近百人下放到幹校勞改等。「那時我們都瘋啦！」中提琴樂師簡召祥生前激動地說。
　　另外，一般都說文革中期軍宣隊進駐各大單位進行軍管。但可曾想到軍代表之間對執行上級指令有不同處事方法甚至看法？派到中央樂團的一位廣州軍區軍官出於對人的最基本尊重，竟然不顧上級給他拍桌子，為樂團成員說情，給當時風聲鶴唳的形勢添上一絲人間溫情，成為中國版的「舒特拉」。
　　但中央樂團最出位的，是在文革後期竟然公開和四人幫對幹，還不止一次。1975年10月，全團在北京民族宮禮堂演出足本的《黃河大合唱》，是文革十年的唯一一次，這跟毛夫人下令「留曲不留詞」而改編的《黃河鋼琴協奏曲》打對台。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四人幫下令樂團在翌日照常演出。在沒辦法之下，成員流淚改奏《國際歌》等以作悼念。但樂團不顧禁止戴黑紗、白花，或送花圈等警告，由李德倫帶領，全團就是戴上黑紗、白花，還挪大花圈，逕往寒風刺骨的天安門廣場作悼念，且有圖為證。
由下而上：還原老樂團面目
　　以上例子只是跟百餘人訪談中印象較深刻的部分片段，七百多頁的書中記載樂師們的口述歷史，多以原話刊登。以交響樂演奏來看中國現代史，帶來新的觀點和角度，這是本書的原意之一，希望能補充一般從上層政治往下看的慣常做法。
　　本書作為一部關於樂師們的集體傳記，主心骨仍然是樂團及其音樂活動，但敘述的過程中盡量連接當時國家政治大氣候。中央樂團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治，它成立於1956年的「百花齊放」是如此，它完結於1996年的結構改革也是如此，40年音樂——政治排名不分先後。1975年從幹校特赦擔任《黃河大合唱》朗誦的王廷瑛把團史形容為「彷彿攝影鏡頭，長焦距的特寫，短焦距的廣角，構成一部多方位、全視野、工筆精彩的歷史畫卷。」這正是本書所追求的特色。
　　但本書更大的目的，是要給老樂團還原其本來面目，在樂師們步入耄耋之年之前盡力拯救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隨中國近年的急速發展，樂團40年艱苦求存的珍貴集體回憶正迅速淡出人們的記憶。古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似被「一切向前（錢）看」所取代。加上為推行1996年改革，宣傳機器大肆把老樂團形容成為非下重藥改革不可，以至今日提起中央樂團，人們只想起一個已被新陳代謝的前樂團。這樣的認識，未免有點兒像中國古代前朝末代皇帝必為「廢帝」。中央樂團在1996年改革前面臨的問題確實不少，但它的歷史不是問題重重的四年，而是40年。
　　文革和改革是本書墨最多的兩記事件，各佔十三萬字，訪查的力度也是最重的，因為涉及的人和事都極為錯綜複雜，而且都牽涉到高層政治，不是鬧玩的。可幸的是，大部分當事人或知情人都願意提供資料，有口述的，也有文字材料的，例如文革前江青到訪中央樂團，樂師們都侃侃而談，另外文革期間多次內部指示，都原話引用，不少還是首次曝光的。至於1996年的改革似乎較文革更觸動眾樂師的情緒，包括年屆89的老指揮韓中杰，為本書寫《序》竟然作自我批評，為他有份參與改革而傷了人們的心「感到內疚」。
不願回憶，未敢忘記
　　在此得補充一句，本書旨在記錄歷史，不在於評價其是或非。歷史本身是無情的，它就是如此這般發生了。這是我所作訪問、梳理資料的一大原則。堅守這條原則有時是很痛苦的，尤其是要問一些明知會刺痛受訪老人心靈的問題（例如問為何文革要打人、逼供），但卻是必須的，因為代價已經付過，而且是相當沉重的。正如哲學家桑塔亞納所言：「不記取過去教訓的人，注定要犯同樣的錯」。
　　本書12月12日在北京舉行的首發會上，年逾八旬的著名鋼琴家周廣仁看到書中刊出六十年代一家四口天倫照片，在講話中不禁悲從中來，在場的氣氛頓時凝重起來，我亦立刻上前安慰，周教授反而表示感謝，說未想到丈夫陳子信（曾任中央樂團隊長）文革去世40多年後仍有人記得，這件事她一直不知怎樣及如何發生，也不想知，赫然發現書中竟然有一個專題來記述陳氏之死，情緒一時失控。
　　《中央樂團史》正是這樣一本全紀錄，包括一些讓人不想回憶，但又不敢忘記的往事。正如我在會上所言，落筆的三大原則是：忠於史實、對事不對人、團史的完整性。最後的一點是很重要的，樂團的發展歷程是40年，是有機和連貫性的。如果只抽出某事件來判斷樂團如何如何，就等於一首四個樂章的交響樂，抽出某樂章的幾個小節那末不完整。明乎此，八九年全團往天安門給學生奏樂便不難理解。
　　首發會當日氣溫只有二度，但老樂師熱情參與，個別還從京郊遠道而來，甚至抱恙的，例如年屆92高齡的前文化部部長周巍峙先生便是患感冒親臨，難得與五十餘人濟濟一堂聚首。周老講話前有老指揮韓中杰和作曲家吳祖強講話。由於三人在國內音樂界都屬重量級人物，他們對本書的肯定，都令我稍鬆一口氣，這個題目畢竟是屬於他們的啊！之後樂隊前首席張應發講話時更代表樂師們向我鞠躬。憑良心說，沒有他們活的精彩40年，我如何也寫不出洋洋灑灑幾十萬字。在會上看見老人們拿着關於和屬於他們的團史時的欣悅表情，真不枉十年工夫。
　　　　　　　　　　　　　　　　——文／周光蓁
　　　　　　　　　　　　　　　　　　文章日期：2010年1月4日


特别感谢，大嘴鸟的原抓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