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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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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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引语
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但哈耶克的经济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常被误解，也常被别有用心地歪曲，然而，他对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必然后果的预言，他对人性自由本质的论述，都唤醒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也奠定了他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地位！
内容简介
《经济、科学与政治》这本文集，收入了哈耶克写于50至70年代以上著作之外的论文和他在各地的演说计40余篇，一些著名的篇什，像《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知识的僭妄》、《曼德维尔大夫》、《复杂现象论》和《建构主义的错误》等等，都已被收入其中。
这些文章的好处有二：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说，它们写于哈耶克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他从专业经济学家变为一个贯通多学科思想家的发展脉络；二是与那些大部头的专著相比，其中不少文章都更为通俗易懂，对于没有耐心咀嚼《自由秩序原理》或《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读者，它们不失为一个了解哈耶克思想更为方便的途径。
时代背景
1940年代，干预主义红极一时，存在主义鼻祖萨特，飞身到苏联取经；一代哲人罗素，对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无限憧憬；欧洲各左派政党纷纷顺利上台执政；英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欧的福利主义所提供的“人类关怀”羡煞旁人……一时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了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1945年，在学术上正青云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谬误，并对世界广泛实践这些错误理论的前景深感忧虑，奋笔疾书，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由于牛顿物理学的空前成功，知识分子们普遍坚信，既然控制和计划在科技领域行得通，也就同样可以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哈耶克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比自然科学远为复杂，由于知识总是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个人手里，所以对人类社会或经济事务作大一统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写道：“要人类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与要人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两者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使他一夜间变成知识界异端，名誉扫地，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较为自由的美国，他也只能辗转在大学里谋到一个不太对口的位置。
直到70年代，哈耶克一贯反对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已经千疮百孔之时，他的思想才又引来了越来越多赞赏的目光。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声誉也由此达到顶峰——虽然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在专业经济学上的贡献，不如说是承认了他捍卫资本主义文明不屈不挠的精神。
哈耶克一生经历坎坷，声誉大起大落。爱他的人，视他为指路明灯；恨他的人，视他为恶魔怪兽。丘吉尔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话，反对对手工党的国有化计划；撒切尔夫人大学时期就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执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往政策研究员面前一放，说道：“我们信这套”；而布什总统则给哈耶克颁授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的学术贡献。
黄金片断
自由国家的宪政
1.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奠基者为捍卫个人自由而提出的方法是权力分立。这种观念背后的含义是，强制之应当得到允许，只能因为它是用来执行得到立法机构批准的对个人行为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分权并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这项原则若想有实际意义，必须以一个法律概念为前提，即要根据法律自身的、独立于法律来源的标准，去限定什么是法律。只有当把立法行为保留给一个特定的机构，同时使它的权力仅限于这种行为时，说一种行为是“制定法律”的行为，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2.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规范或命令，而是用来指我们所谓的立法机构作出的几乎任何决定，这使得目前对权力分立的解释建立在了一种循环论证上，使它变成了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只有立法机关在通过法律，它不拥有别的权力，然而它作出的无论什么决定，都是法律。
3.这一发展的出现，是由于被理解为无限政府的民主政府的兴起，以及同它十分投合的一种法哲学，即法律实证主义造成的。这种学说试图把一切法律都归结为某个立法者表达的意志。从根本上说，它依靠的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最高“主权”必须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因为据说对权力的制约只能通过另外的权力。如果受到限制的是一个既定权力的行动的实质性内容，那么这样说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是将权力限制在某种可以通过客观检验加以确认的行为上，这样说便不对了。
4.古典学说在对制定法律和发布具体命令加以区分时依据的基本认识是，法律的制定者必须致力于使他发布的东西普遍适用于未来的无数事例，并且放弃为了特殊事例而修改其适用性的权力，以此证明，他相信他所发布的东西的公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建立在有关某种行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意见上，而不是建立在造成某种特定结果的意志上。立法者若是能够以这种方式证明，他相信自己统治的公正性，因此他所考虑的决定应当得到支持，他的权力才是建立在人民的意见上。
5.目前对民主理论的误解，其来源是卢梭用人民的意志取代了普遍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民主权的概念，这实际上意味着，多数就具体问题作出的无论什么决定，都是对一切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但是，这样的权力既无必要，其存在也与个人自由不相容。的确，就政府被授权管理由它支配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言，它的行为不能完全受公正行为的普遍法则的支配。然而自由社会的本质是，私人不属于受政府管辖的资源，一个自由人能够根据他的知识，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利用一定的这样的资源。对于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家来说，守法的政府（government under the law）是指，政府在领导行政机构时，除了让私人服从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之外，不能利用这种机构对他们施以强制。
6.民主理想的出现使人们觉得，人民代表不但应当能够作出制定公正行为规则的决定，而且也能决定当下的政府行为，让它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提供服务。但是这不一定是指这两种行为由同一个代表机构履行。民主立法和民主政府大体上说都是可取的东西，但是把这两种职能交给同一个机构，却破坏了权力分立可以提供的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如果领导着政府的同一个议会能够制定它所喜欢的、符合政府目标的无论什么法律，这样的民主政府必然会不再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守法政府。这样理解的立法行为，完全丧失了这种最高权力通过致力于普遍规则而获得的正当性。
7.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议会所处的位置，会使它利用这种权力照顾特殊群体或个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会变成一个通过对特殊利益进行分配，以此为它的支持者提供特殊好处的机构。现代“全能政府”的兴起这项发展，以及有组织的利益迫使立法机构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干预，都是因为赋予最高权威机构强迫具体的个人致力于特定目标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导致的必然和惟一的结果。一个仅仅限于制定普遍适用的公正行为规则的立法机构，因为这些规则对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作用难以预测，因而不会遇到这样的压力（因此，游说等现象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只要立法机构拥有干预特定群体的行为的权力，这种干预的规模必定会不断扩大）。
8.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说明这种发展是如何同“社会公正”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我只能推荐去年我提交给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文章，并引用我最近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说明：
政府的三项重要工作在近代的演变，反映着西方世界的一些价值被赋予的重要性：效率、民主和公正。但是在过去100年里出现了一种无法与这些价值协调一致的新价值，即社会公正。正是由于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破坏了政府过去的三项职能和责任，为现代政府增加了新的领域。
9.回顾历史，个人自由仅仅出现在法律没有被当作任何人专断的意志，而是来自法官或法理学家将支配公正意识的原则表述为普遍规则的努力。立法机构倾向于修改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是一种比较新的历史现象，并被正确地称为“是人的所有发明中结果最为重要的一项精致的发明，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超过了火和火药”。早先，特意的“立法行为”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都是针对政府的组织和措施，而不是针对公正的行为规则。后面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只需不断地使它恢复其原初的纯洁性（pristine purity）。甚至早期议会形式的设立，原则上也是为了用来决定恰当的政府事务，尤其是征税，而不是为了制定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这种意义上的法律。
10.因此十分自然，如果有人要求把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条文化的权力交给代议制或民主制的议会，也就等于交到了目标在于支配政府的议会手里。只有那些理论家，尤其是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的宪法之父，允许自己被这样的议会就是“立法机构”的说法所骗，相信它们仅仅负责这些理论家当时所理解的法律，即公正行为的普遍规财，他们希望加以限制的强制权只实施这样的规则。从一开始这些“立法”议会就主要承担起了组织和领导政府的任务，并且日甚一日。权力分立的理论家所理解的那种含义上纯粹的“立法”议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至少自古代雅典的立法院——它仅仅拥有修改公正行为规则的独占权——以来，就从未存在过。
11.因此，权力分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为自从立宪政府在近代开始发展以来，制定法律的权力（从法律这个概念所要求的含义上说）就同领导政府的权力同时集中在议会手里。结果是，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最高统治权从来就没有处在法律之下。因为它总是掌握在这样一个机构手里，它可以为自己打算承担的特定任务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
12.在民主制度中，权力分立要想达到它的目的，需要有两个不同的议会，它们担负完全不同的任务，相互独立地开展工作。两个结构相同、协调工作的议会，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真正的（分权理论意义上的）立法议会，必须制定限制政府式议会（governmental assembly）的规则，后者应当遵守前者所制定的法律，因此，如果构成后者的代表同前者有着相同的利益划分和党派，它必定不会服从前者。如前所述，立法议会只应当关心何者为正确的意见，而不应关心同具体的政府目标有关的意志。
13.现行的民主体制，完全是根据对民主政府的要求，而不是像分权理论所理解的那样，根据发现公正规则或法律的要求而形成的。为了民主政府的这个目的，设立一个为实现一系列特定的具体目标的组织，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既然民主政府需要政党，一个政府式的议会为何不能按照政党路线加以组织，便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就像议会制度中通行的一样，这样的组织也要有一个像政府一样运行的多数执行委员会。
14.但是另一方面，对“党派”或有组织的利益的不信任，是早先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特点。他们明白，就涉及到立法而言，这样的不信任是完全有道理的。在不存在特殊的具体利益总和，只有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地方，在“只有共同的权利和公正，排除了一切党派和私利”，“可以被称为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哈灵顿语）的地方，就需要一个不是代表各种利益之外，而是代表正确意见的机构。这里我们需要人民的“有代表性的典范人物”（representative sample），如果可能的话，这些男男女女特别受到尊重，是因为其正直和智慧，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照看着他们所属团体的特殊利益的代表。
15.这些立法机构的成员尽管是被人民选出来作为正确意见的代表，但是他们应当独立于意志和利益之外，当然也不应受政党纪律的约束。通过让他们经选举而长期任职，并且卸任后不得连选连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使他们代表当前的意见，我提议采用一种不同年龄组的代表制：每一代人一生只选举一次，例如在他们40岁时，代表任职15年，此后继续担任非专业法官的职务。这样一来，立法机构将是由40岁到55岁的男女构成（因此它的平均年龄很可能比现在的议会低得多），在他们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证实自己之后被同代人选出，要求他们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中，为一个荣耀的位置而放弃自己的事务。我想这种同代人——他们对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着最好的判断力——的选举制度，作为对“阶层中最成功者”的奖励，会比已经尝试过的任何制度都更接近于实现政治学家的理想，即睿智的上议院（senate of the wise）。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正的权力分立——守法的政府和真实的法治——成为可能。
16.只要我们看看税制立法所采用的方法，便可对这种制度的运行方式有最好的理解。纳税是一种强制性行为，要求每个人为公共开支出一份力的原则，或征收数量在不同的个人之间按比例分配的方式，要以一个由立法机构决定的普遍规则确定下来。每年的支出数额和相应的税收数额，则是一个要由政府式议会来决定的问题。但是在这样做时应当明白，每一笔额外支出，都要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所属机构以一种他们无权改变的方式来承担。想把额外开支的负担转移给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排除。我想象不出，除了让政客们明白他们所花的每一个便士，都是根据事先已经决定、因此他们无法改变的普遍规则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还有其他什么限制政客的更好的方式。
17.作为一个服务机构，仅限于利用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或永久供其使用的）手段的政府，仍然可以提供多数人愿意为其支付开支的集体福利。它不能做的事情，是为了特殊群体的利益而改变由市场产生的商品和服务的一般流向。根据统一规则的要求，公民个人除了为共同开支贡献出他的一份外，只能要求他服从那些为划定每个人受保护的范围所必需的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但是不能要求或禁止他去做具体的事情，或为具体的目标服务。
18.如果像有些人坚持认为的那样，民主制度现在明确无误地意味着多数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我们大概必须发明一个新的字眼来指称这种政体，它没有高于多数权力之上的权力，但即便是这种权力也受一条原则的限制，即它仅仅在效力于普遍规则的范围内拥有强制权。我建议我们将这样的政体称为“民治”（demarchy），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demos）不掌握专横的kratos（统治权），而是仅限于按照“公之于众的、既定的永久性法律而非临时条令”（洛克语）进行“治理”（archein），并且提醒自己我们有可能犯下的错误：幻想一旦由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便没有任何必要让多数人证明它的决定是否公正，于是清除了所有那些我们已经学会为约束立宪君主制而设下的限制。
相关书评
捍卫市场经济制度最著名的思想家 / 冯克利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1）在中国知识界已不是个陌生的名字。随着中国在90年代进入迅速的市场化过程，作为20世纪捍卫市场经济制度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日益引起国人的广泛注意，当然也是情理中事，因此在最近十年来，他的著作也被相继译成中文出版，先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然后是《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此书在60年代便有个内部发行的译本），此后又有他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北京三联书店，1999）中译本的相继问世。此外，他去世前最后一本思想总结性著作《致命的自负》的新译本也将在年内出版（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在1991年就出过一个内容不太完整的译本，内部发行），而且据我所知，他的重要的知识论著作《科学的反革命》近来已有出版社列人出版计划，相信不久也会与读者见面。因此就哈耶克的主要作品而言，除了那本晦涩难解的认知心理学专著《感觉的秩序》之外，大体上说都有中译本可以利用了。
哈耶克为20世纪人类思想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点。首先，他继承以门格尔和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在经济学中提出的价格理论打破了自亚当·斯密以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均衡”神话，从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人了一种动态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的一个最大特征在于，它延续这个学派的边际主义思想，把理解经济知识建立在一种深厚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使我们得以更深人地了解市场运行的心理学根源。尤其是哈耶克在这种认知基础上对人类“合理计划”能力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分析，对20世纪的人类终于摆脱“计划经济”的神话，可谓意义重大。当然，这也是他于1973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这种经济哲学的基础上，哈耶克又把自己的思想扩展到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领域，从哲学、政治学、法律、心理学等不同角度论证现代市场社会的组织原理，由此形成了一个内容极为庞杂而又严谨的社会哲学体系。从本书所收人的文章涉及领域之广，我们对此当会有很深的体会。
但是，自哈耶克在二战期间撰写《通往奴役之路》（1944）开始，他的著作中便始终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这就是论证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互动关系。如果说在二战结束以前他的论证重心主要放在前者，主要考虑的是市场有效利用经济知识——如价格、个人技能等等——的作用。这段时期的总结性成果，便是他发表于1945年的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据一篇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文章说，此文自发表以来被以各种形式翻印了有数百次之多（见1999年5月8日《华盛顿邮报》），它主要讨论的仍然是“我们要想建立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此文的开篇语）。但是以《通往奴役之路》为起点，他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包括市场经济在内保护个人自由的制度安排上，因为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及其形成的各种社会和法律关系与个人自由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把社会繁荣和人类的自由发展视为十分可取的目标，却没有意识到计划经济与这个目标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制度，并不在于它在人类幸福上有着与市场制度截然相反的抱负，而是它在达到同样的目标上采用了不同手段。这种因为对人类理性和知识能力的误解而迷信理性的态度（参见《理性主义的类型》和《知识的僭妄》），不仅与个人自由不相容，而且与合理的生活秩序、社会繁荣甚至文明的发展逻辑都是背道而驰的——假如取消了市场，也就不存在价格；假如没有了价格，就没有协调社会分工合作的有效手段，从而也不存在采取合理行为的途径，故自由增进人类进步和繁荣的价值也都无从谈起。从他对英国战后土地政策深人的个案分析（参见《开发费的经济学》）中，我们即可看到这种思想的出色运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所有干涉市场价格机制的措施一概予以反对，其中不但包括政府为扩大需求采取的赤字财政，而且还有工会对劳动机会的垄断和各种群众压力团体的作用（见《反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运动》及《工会、通货膨胀和利润》等篇）。
哈耶克所论在资源配置上通过外力影响市场选择会造成的害处，在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常识：它最大的问题不但会把大量可能的获得机会都变成权力寻租，减少经济活动中以创新精神进行试验的机会，而且会导致对市场之外的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窒息。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言，一切创造性的竞争（其对象既可能是利润，也可能是一种艺术风格），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说，都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活动，一些人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某件事上，其理由往往不为外人所知，或即使他们知道，对其成功的可能和价值也会有十分不同的评价，因此没有一个激励竞争的机制为人们提供据以采取合理行动的信号，必然会使人类的创新精神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就是他在《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中反复强调的，“竞争理论对未来事实的无知”恰恰是这种理论的价值所在。
虽然在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过程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为获取不同形式的满足而展开的竞争有助于知识的有效利用，即个人自由的落实，但是在民主社会中却存在着另一种威胁着这种自由的竞争，这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达到其内部的集体目标，都希望运用自己的势力影响经济生活的政治过程。因此哈耶克在捍卫市场制度时所反对的，并不限于极权主义政府的干预，这一点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当然，在干预市场方面独裁政府的潜在可能性首当其冲，首先对它保持警惕也是势所必然。但是在以多数原则的基础上运行的民主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其政府（尤其是议会）代表而干涉市场过程，存在着同样大的危险。这就是包括本书中多篇文章在内，哈耶克持之以恒攻击“社会公正”的原因，这也是他让许多人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也是当代重要社会理论家中仅见的一位）。
哈耶克为何如此执着于对“社会公正”的驳斥？我曾在一篇短文（见《读书》2000年第2期）中谈到，其中有一些在我们这里不太可能发生的语言学问题。中文里的“社会公正”，换成英语（法语、德语的情况也类似）是“social justice”，而这里的“social（社会）”一词，自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后，在西方世界便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和“社会党（人）”这类强烈的语义学暗示。哈耶克认为，在“社会公正”这个称呼中，“社会”一词很容易被“主体化”，即它会让人错误地联想到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公正分配的主体”。但是在哈耶克看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社会（social）”，只能用来表现一种“状态”（Status），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公正的分配者”，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可能有分配的公正”（见《社会公正的返祖现象》）。
然而哈耶克注意到，“社会公正”却是许多知识分子和诉诸民意的政党非常愿意使用的一个字眼。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不可能成为分配的主体，那么“社会公正”由谁说了算？也就是说，公正或不公正的标准由谁来制定？在民主制度下，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实行“公正分配”，往往不过是一些一时把持了权力的利益集团，由于他们代表多数（既不是“社会”，更不是“人民”），因此他们倾向于越过公正行为的法律准则，制定一些非常专断的分配政策。哈耶克认为，一般所谓基于社会公正的分配政策，仔细分析起来，本质上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基于政治或社会原因，这种剥夺也许有其必要，但绝对不能称之为“社会公正”。因为奠基于公正规则之上的秩序，只会造成个人努力被市场所承认后得到的千差万别的回报，却绝对不会产生“社会公正”。凡是以“社会公正”为名进行的分配，其直接可见的后果不但是对市场过程的扭曲，而且还有福利国家政策下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丧失了个人责任感的公民，这样的后果，即使仅仅从道德上说，对一个自由社会也是非常不利的（参见《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言，符合道德的收人，只能是我们在公平的规则下个人努力和机会的结果，“我们在比较幸运时赚到钱……只能是因为我们同意参与这种游戏。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在哈耶克看来，惟一能够担当“公正”一词的，只有法律面前的平等。
哈耶克思想中易于让人产生误解的另一点是，由于他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因此他似乎是个18世纪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正如本书中的多篇文章（例如《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一文）所示，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大大取决于每个人都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实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必须由国家来保证的。他赋予了国家机器以十分重要和明确的任务，而且我认为这是他的思想中最具理想主义的成分。例如在《民主向何处去？》一文中，他便不避自己极力反对的“建构理性主义”之嫌，设计了一个“理想议会模式”——为了保障立法机构的公正和超然，他竟然希望一个人一生只参与一次立法选举。姑不论它是否真能做到公正，人们对这个一次投票之后再也无力左右的机构是否放心，也是大有问题的。但是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为何不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原因：他在认识社会运行上的科学态度（我们不妨细细品味他非常喜欢使用的“原理”和“原则”这类概念），使他无法完全认同于伯克等人为社会成规披上的神秘主义外衣。
但是，从哈耶克的宪政思想中，我们也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另一个极有价值的结论。对一切以强制力为后盾或有垄断倾向的权力都必须加以限制，这本是西方世界一个古老的政治智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人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此后自霍布斯以降，凡是涉及到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宪政主义思想家无不以诉诸人类性恶论为立论的基础。但是站在哈耶克知识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却不必再单纯以性恶论或“权力导致腐败”之类的传统判断来解释限制权力的必要。我们不妨假设人性本善，由此使限制权力的必要失去理据。然而根据哈耶克的理论，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无法掌握许多个人根据变动不居的信息分别作出的决定，因而他也难以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公认的统一尺度。所以，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他在我们可以把这种从知识利用的角度来理解限制权力的思想，视为哈耶克对传统政治理论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它使我们可以避开性恶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把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建立在有充分经验基础的知识传播原理之上。
回想起来，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赞扬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时，哈耶克却始终坚持认为，一个自由社会要想保持进步的活力，就必须向着不可预见、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正如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言，“只有当事先知道自由能够带来的好处时才得到批准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个人所享有的打破旧模式。创造新事物、建立新规范的自由，才是一个进步社会的标志，“如果我们仅仅认为只有多数人实践的自由才是重要的，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它将有着一切不自由的特征”（同上）。因此他也是20世纪为捍卫宽容做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他看来，建立在限权原则上的民主宪政制度，有着凝聚共同体和保障个人主义的双重价值，它的最大作用在于确立一些“公正的行为规则”，无论是个人还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经济和政治“法人”，都必须平等地处在这些规则的支配之下。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和平共存（参见《自由社会的秩序原理》和《自由国家的宪政》）。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哈耶克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其实是自洛克以来西方人思考如何回应一个多元化世俗社会的继续。如韦伯所说，在这个“除魁的世界”里，不但单一的终极价值已不复存在，各种传统的权威制度也失去了理据，惟一还具有普适性的只有工具主义意义上的理性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过上和谐、自由与繁荣的生活，那么除了遵守哈耶克所说的“无目标的抽象规则”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2000年8月30日
经典引语
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但哈耶克的经济学和社会政治观点常被误解，也常被别有用心地歪曲，然而，他对计划经济和极权主义必然后果的预言，他对人性自由本质的论述，都唤醒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也奠定了他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地位！
内容简介
《经济、科学与政治》这本文集，收入了哈耶克写于50至70年代以上著作之外的论文和他在各地的演说计40余篇，一些著名的篇什，像《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知识的僭妄》、《曼德维尔大夫》、《复杂现象论》和《建构主义的错误》等等，都已被收入其中。
这些文章的好处有二：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说，它们写于哈耶克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他从专业经济学家变为一个贯通多学科思想家的发展脉络；二是与那些大部头的专著相比，其中不少文章都更为通俗易懂，对于没有耐心咀嚼《自由秩序原理》或《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读者，它们不失为一个了解哈耶克思想更为方便的途径。
时代背景
1940年代，干预主义红极一时，存在主义鼻祖萨特，飞身到苏联取经；一代哲人罗素，对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无限憧憬；欧洲各左派政党纷纷顺利上台执政；英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欧的福利主义所提供的“人类关怀”羡煞旁人……一时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了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1945年，在学术上正青云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谬误，并对世界广泛实践这些错误理论的前景深感忧虑，奋笔疾书，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由于牛顿物理学的空前成功，知识分子们普遍坚信，既然控制和计划在科技领域行得通，也就同样可以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哈耶克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比自然科学远为复杂，由于知识总是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个人手里，所以对人类社会或经济事务作大一统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写道：“要人类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与要人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两者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使他一夜间变成知识界异端，名誉扫地，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较为自由的美国，他也只能辗转在大学里谋到一个不太对口的位置。
直到70年代，哈耶克一贯反对的凯恩斯主义方案已经千疮百孔之时，他的思想才又引来了越来越多赞赏的目光。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声誉也由此达到顶峰——虽然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这与其说是因为他在专业经济学上的贡献，不如说是承认了他捍卫资本主义文明不屈不挠的精神。
哈耶克一生经历坎坷，声誉大起大落。爱他的人，视他为指路明灯；恨他的人，视他为恶魔怪兽。丘吉尔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话，反对对手工党的国有化计划；撒切尔夫人大学时期就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执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往政策研究员面前一放，说道：“我们信这套”；而布什总统则给哈耶克颁授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的学术贡献。
黄金片断
自由国家的宪政
1.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奠基者为捍卫个人自由而提出的方法是权力分立。这种观念背后的含义是，强制之应当得到允许，只能因为它是用来执行得到立法机构批准的对个人行为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不过正如我们所知，分权并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这项原则若想有实际意义，必须以一个法律概念为前提，即要根据法律自身的、独立于法律来源的标准，去限定什么是法律。只有当把立法行为保留给一个特定的机构，同时使它的权力仅限于这种行为时，说一种行为是“制定法律”的行为，才会产生有意义的结果。
2.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规范或命令，而是用来指我们所谓的立法机构作出的几乎任何决定，这使得目前对权力分立的解释建立在了一种循环论证上，使它变成了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只有立法机关在通过法律，它不拥有别的权力，然而它作出的无论什么决定，都是法律。
3.这一发展的出现，是由于被理解为无限政府的民主政府的兴起，以及同它十分投合的一种法哲学，即法律实证主义造成的。这种学说试图把一切法律都归结为某个立法者表达的意志。从根本上说，它依靠的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最高“主权”必须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因为据说对权力的制约只能通过另外的权力。如果受到限制的是一个既定权力的行动的实质性内容，那么这样说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是将权力限制在某种可以通过客观检验加以确认的行为上，这样说便不对了。
4.古典学说在对制定法律和发布具体命令加以区分时依据的基本认识是，法律的制定者必须致力于使他发布的东西普遍适用于未来的无数事例，并且放弃为了特殊事例而修改其适用性的权力，以此证明，他相信他所发布的东西的公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建立在有关某种行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意见上，而不是建立在造成某种特定结果的意志上。立法者若是能够以这种方式证明，他相信自己统治的公正性，因此他所考虑的决定应当得到支持，他的权力才是建立在人民的意见上。
5.目前对民主理论的误解，其来源是卢梭用人民的意志取代了普遍意见，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民主权的概念，这实际上意味着，多数就具体问题作出的无论什么决定，都是对一切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但是，这样的权力既无必要，其存在也与个人自由不相容。的确，就政府被授权管理由它支配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言，它的行为不能完全受公正行为的普遍法则的支配。然而自由社会的本质是，私人不属于受政府管辖的资源，一个自由人能够根据他的知识，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利用一定的这样的资源。对于代议制政府的理论家来说，守法的政府（government under the law）是指，政府在领导行政机构时，除了让私人服从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之外，不能利用这种机构对他们施以强制。
6.民主理想的出现使人们觉得，人民代表不但应当能够作出制定公正行为规则的决定，而且也能决定当下的政府行为，让它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提供服务。但是这不一定是指这两种行为由同一个代表机构履行。民主立法和民主政府大体上说都是可取的东西，但是把这两种职能交给同一个机构，却破坏了权力分立可以提供的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如果领导着政府的同一个议会能够制定它所喜欢的、符合政府目标的无论什么法律，这样的民主政府必然会不再是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守法政府。这样理解的立法行为，完全丧失了这种最高权力通过致力于普遍规则而获得的正当性。
7.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议会所处的位置，会使它利用这种权力照顾特殊群体或个人，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它会变成一个通过对特殊利益进行分配，以此为它的支持者提供特殊好处的机构。现代“全能政府”的兴起这项发展，以及有组织的利益迫使立法机构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干预，都是因为赋予最高权威机构强迫具体的个人致力于特定目标的不受限制的权力而导致的必然和惟一的结果。一个仅仅限于制定普遍适用的公正行为规则的立法机构，因为这些规则对特定的个人或团体的作用难以预测，因而不会遇到这样的压力（因此，游说等现象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只要立法机构拥有干预特定群体的行为的权力，这种干预的规模必定会不断扩大）。
8.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说明这种发展是如何同“社会公正”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我只能推荐去年我提交给朝圣山学社东京会议的文章，并引用我最近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说明：
政府的三项重要工作在近代的演变，反映着西方世界的一些价值被赋予的重要性：效率、民主和公正。但是在过去100年里出现了一种无法与这些价值协调一致的新价值，即社会公正。正是由于对社会公正的关注，破坏了政府过去的三项职能和责任，为现代政府增加了新的领域。
9.回顾历史，个人自由仅仅出现在法律没有被当作任何人专断的意志，而是来自法官或法理学家将支配公正意识的原则表述为普遍规则的努力。立法机构倾向于修改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是一种比较新的历史现象，并被正确地称为“是人的所有发明中结果最为重要的一项精致的发明，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超过了火和火药”。早先，特意的“立法行为”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其实都是针对政府的组织和措施，而不是针对公正的行为规则。后面这种意义上的法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可更改的，只需不断地使它恢复其原初的纯洁性（pristine purity）。甚至早期议会形式的设立，原则上也是为了用来决定恰当的政府事务，尤其是征税，而不是为了制定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这种意义上的法律。
10.因此十分自然，如果有人要求把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条文化的权力交给代议制或民主制的议会，也就等于交到了目标在于支配政府的议会手里。只有那些理论家，尤其是洛克、孟德斯鸠和美国的宪法之父，允许自己被这样的议会就是“立法机构”的说法所骗，相信它们仅仅负责这些理论家当时所理解的法律，即公正行为的普遍规财，他们希望加以限制的强制权只实施这样的规则。从一开始这些“立法”议会就主要承担起了组织和领导政府的任务，并且日甚一日。权力分立的理论家所理解的那种含义上纯粹的“立法”议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至少自古代雅典的立法院——它仅仅拥有修改公正行为规则的独占权——以来，就从未存在过。
11.因此，权力分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因为自从立宪政府在近代开始发展以来，制定法律的权力（从法律这个概念所要求的含义上说）就同领导政府的权力同时集中在议会手里。结果是，在现代民主国家里，最高统治权从来就没有处在法律之下。因为它总是掌握在这样一个机构手里，它可以为自己打算承担的特定任务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
12.在民主制度中，权力分立要想达到它的目的，需要有两个不同的议会，它们担负完全不同的任务，相互独立地开展工作。两个结构相同、协调工作的议会，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真正的（分权理论意义上的）立法议会，必须制定限制政府式议会（governmental assembly）的规则，后者应当遵守前者所制定的法律，因此，如果构成后者的代表同前者有着相同的利益划分和党派，它必定不会服从前者。如前所述，立法议会只应当关心何者为正确的意见，而不应关心同具体的政府目标有关的意志。
13.现行的民主体制，完全是根据对民主政府的要求，而不是像分权理论所理解的那样，根据发现公正规则或法律的要求而形成的。为了民主政府的这个目的，设立一个为实现一系列特定的具体目标的组织，毫无疑问是必要的。既然民主政府需要政党，一个政府式的议会为何不能按照政党路线加以组织，便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就像议会制度中通行的一样，这样的组织也要有一个像政府一样运行的多数执行委员会。
14.但是另一方面，对“党派”或有组织的利益的不信任，是早先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特点。他们明白，就涉及到立法而言，这样的不信任是完全有道理的。在不存在特殊的具体利益总和，只有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地方，在“只有共同的权利和公正，排除了一切党派和私利”，“可以被称为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哈灵顿语）的地方，就需要一个不是代表各种利益之外，而是代表正确意见的机构。这里我们需要人民的“有代表性的典范人物”（representative sample），如果可能的话，这些男男女女特别受到尊重，是因为其正直和智慧，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照看着他们所属团体的特殊利益的代表。
15.这些立法机构的成员尽管是被人民选出来作为正确意见的代表，但是他们应当独立于意志和利益之外，当然也不应受政党纪律的约束。通过让他们经选举而长期任职，并且卸任后不得连选连任，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使他们代表当前的意见，我提议采用一种不同年龄组的代表制：每一代人一生只选举一次，例如在他们40岁时，代表任职15年，此后继续担任非专业法官的职务。这样一来，立法机构将是由40岁到55岁的男女构成（因此它的平均年龄很可能比现在的议会低得多），在他们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证实自己之后被同代人选出，要求他们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中，为一个荣耀的位置而放弃自己的事务。我想这种同代人——他们对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着最好的判断力——的选举制度，作为对“阶层中最成功者”的奖励，会比已经尝试过的任何制度都更接近于实现政治学家的理想，即睿智的上议院（senate of the wise）。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正的权力分立——守法的政府和真实的法治——成为可能。
16.只要我们看看税制立法所采用的方法，便可对这种制度的运行方式有最好的理解。纳税是一种强制性行为，要求每个人为公共开支出一份力的原则，或征收数量在不同的个人之间按比例分配的方式，要以一个由立法机构决定的普遍规则确定下来。每年的支出数额和相应的税收数额，则是一个要由政府式议会来决定的问题。但是在这样做时应当明白，每一笔额外支出，都要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所属机构以一种他们无权改变的方式来承担。想把额外开支的负担转移给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排除。我想象不出，除了让政客们明白他们所花的每一个便士，都是根据事先已经决定、因此他们无法改变的普遍规则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还有其他什么限制政客的更好的方式。
17.作为一个服务机构，仅限于利用以这样的方式获得的（或永久供其使用的）手段的政府，仍然可以提供多数人愿意为其支付开支的集体福利。它不能做的事情，是为了特殊群体的利益而改变由市场产生的商品和服务的一般流向。根据统一规则的要求，公民个人除了为共同开支贡献出他的一份外，只能要求他服从那些为划定每个人受保护的范围所必需的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但是不能要求或禁止他去做具体的事情，或为具体的目标服务。
18.如果像有些人坚持认为的那样，民主制度现在明确无误地意味着多数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我们大概必须发明一个新的字眼来指称这种政体，它没有高于多数权力之上的权力，但即便是这种权力也受一条原则的限制，即它仅仅在效力于普遍规则的范围内拥有强制权。我建议我们将这样的政体称为“民治”（demarchy），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demos）不掌握专横的kratos（统治权），而是仅限于按照“公之于众的、既定的永久性法律而非临时条令”（洛克语）进行“治理”（archein），并且提醒自己我们有可能犯下的错误：幻想一旦由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便没有任何必要让多数人证明它的决定是否公正，于是清除了所有那些我们已经学会为约束立宪君主制而设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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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市场经济制度最著名的思想家 / 冯克利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1）在中国知识界已不是个陌生的名字。随着中国在90年代进入迅速的市场化过程，作为20世纪捍卫市场经济制度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日益引起国人的广泛注意，当然也是情理中事，因此在最近十年来，他的著作也被相继译成中文出版，先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然后是《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此书在60年代便有个内部发行的译本），此后又有他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北京三联书店，1999）中译本的相继问世。此外，他去世前最后一本思想总结性著作《致命的自负》的新译本也将在年内出版（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在1991年就出过一个内容不太完整的译本，内部发行），而且据我所知，他的重要的知识论著作《科学的反革命》近来已有出版社列人出版计划，相信不久也会与读者见面。因此就哈耶克的主要作品而言，除了那本晦涩难解的认知心理学专著《感觉的秩序》之外，大体上说都有中译本可以利用了。
哈耶克为20世纪人类思想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点。首先，他继承以门格尔和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在经济学中提出的价格理论打破了自亚当·斯密以来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均衡”神话，从而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人了一种动态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的一个最大特征在于，它延续这个学派的边际主义思想，把理解经济知识建立在一种深厚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使我们得以更深人地了解市场运行的心理学根源。尤其是哈耶克在这种认知基础上对人类“合理计划”能力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所作的分析，对20世纪的人类终于摆脱“计划经济”的神话，可谓意义重大。当然，这也是他于1973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这种经济哲学的基础上，哈耶克又把自己的思想扩展到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领域，从哲学、政治学、法律、心理学等不同角度论证现代市场社会的组织原理，由此形成了一个内容极为庞杂而又严谨的社会哲学体系。从本书所收人的文章涉及领域之广，我们对此当会有很深的体会。
但是，自哈耶克在二战期间撰写《通往奴役之路》（1944）开始，他的著作中便始终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这就是论证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的互动关系。如果说在二战结束以前他的论证重心主要放在前者，主要考虑的是市场有效利用经济知识——如价格、个人技能等等——的作用。这段时期的总结性成果，便是他发表于1945年的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据一篇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文章说，此文自发表以来被以各种形式翻印了有数百次之多（见1999年5月8日《华盛顿邮报》），它主要讨论的仍然是“我们要想建立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此文的开篇语）。但是以《通往奴役之路》为起点，他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包括市场经济在内保护个人自由的制度安排上，因为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及其形成的各种社会和法律关系与个人自由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把社会繁荣和人类的自由发展视为十分可取的目标，却没有意识到计划经济与这个目标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制度，并不在于它在人类幸福上有着与市场制度截然相反的抱负，而是它在达到同样的目标上采用了不同手段。这种因为对人类理性和知识能力的误解而迷信理性的态度（参见《理性主义的类型》和《知识的僭妄》），不仅与个人自由不相容，而且与合理的生活秩序、社会繁荣甚至文明的发展逻辑都是背道而驰的——假如取消了市场，也就不存在价格；假如没有了价格，就没有协调社会分工合作的有效手段，从而也不存在采取合理行为的途径，故自由增进人类进步和繁荣的价值也都无从谈起。从他对英国战后土地政策深人的个案分析（参见《开发费的经济学》）中，我们即可看到这种思想的出色运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所有干涉市场价格机制的措施一概予以反对，其中不但包括政府为扩大需求采取的赤字财政，而且还有工会对劳动机会的垄断和各种群众压力团体的作用（见《反凯恩斯主义通货膨胀运动》及《工会、通货膨胀和利润》等篇）。
哈耶克所论在资源配置上通过外力影响市场选择会造成的害处，在今天已经成了我们的常识：它最大的问题不但会把大量可能的获得机会都变成权力寻租，减少经济活动中以创新精神进行试验的机会，而且会导致对市场之外的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窒息。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言，一切创造性的竞争（其对象既可能是利润，也可能是一种艺术风格），从其本来的意义上说，都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活动，一些人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某件事上，其理由往往不为外人所知，或即使他们知道，对其成功的可能和价值也会有十分不同的评价，因此没有一个激励竞争的机制为人们提供据以采取合理行动的信号，必然会使人类的创新精神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就是他在《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中反复强调的，“竞争理论对未来事实的无知”恰恰是这种理论的价值所在。
虽然在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过程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为获取不同形式的满足而展开的竞争有助于知识的有效利用，即个人自由的落实，但是在民主社会中却存在着另一种威胁着这种自由的竞争，这就是各种利益集团为了达到其内部的集体目标，都希望运用自己的势力影响经济生活的政治过程。因此哈耶克在捍卫市场制度时所反对的，并不限于极权主义政府的干预，这一点是常常被人忽略的。当然，在干预市场方面独裁政府的潜在可能性首当其冲，首先对它保持警惕也是势所必然。但是在以多数原则的基础上运行的民主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其政府（尤其是议会）代表而干涉市场过程，存在着同样大的危险。这就是包括本书中多篇文章在内，哈耶克持之以恒攻击“社会公正”的原因，这也是他让许多人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也是当代重要社会理论家中仅见的一位）。
哈耶克为何如此执着于对“社会公正”的驳斥？我曾在一篇短文（见《读书》2000年第2期）中谈到，其中有一些在我们这里不太可能发生的语言学问题。中文里的“社会公正”，换成英语（法语、德语的情况也类似）是“social justice”，而这里的“social（社会）”一词，自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后，在西方世界便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和“社会党（人）”这类强烈的语义学暗示。哈耶克认为，在“社会公正”这个称呼中，“社会”一词很容易被“主体化”，即它会让人错误地联想到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公正分配的主体”。但是在哈耶克看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社会（social）”，只能用来表现一种“状态”（Status），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公正的分配者”，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在不存在分配者的地方，也不可能有分配的公正”（见《社会公正的返祖现象》）。
然而哈耶克注意到，“社会公正”却是许多知识分子和诉诸民意的政党非常愿意使用的一个字眼。由此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不可能成为分配的主体，那么“社会公正”由谁说了算？也就是说，公正或不公正的标准由谁来制定？在民主制度下，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实行“公正分配”，往往不过是一些一时把持了权力的利益集团，由于他们代表多数（既不是“社会”，更不是“人民”），因此他们倾向于越过公正行为的法律准则，制定一些非常专断的分配政策。哈耶克认为，一般所谓基于社会公正的分配政策，仔细分析起来，本质上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基于政治或社会原因，这种剥夺也许有其必要，但绝对不能称之为“社会公正”。因为奠基于公正规则之上的秩序，只会造成个人努力被市场所承认后得到的千差万别的回报，却绝对不会产生“社会公正”。凡是以“社会公正”为名进行的分配，其直接可见的后果不但是对市场过程的扭曲，而且还有福利国家政策下培养出来的一大批丧失了个人责任感的公民，这样的后果，即使仅仅从道德上说，对一个自由社会也是非常不利的（参见《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因为正如哈耶克所言，符合道德的收人，只能是我们在公平的规则下个人努力和机会的结果，“我们在比较幸运时赚到钱……只能是因为我们同意参与这种游戏。一旦我们同意加入这场游戏，并从其结果中获益，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接受其结果，即使它们转而对我们不利。”在哈耶克看来，惟一能够担当“公正”一词的，只有法律面前的平等。
哈耶克思想中易于让人产生误解的另一点是，由于他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因此他似乎是个18世纪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正如本书中的多篇文章（例如《关于行为规则体系演化过程的若干说明》一文）所示，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大大取决于每个人都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实施，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必须由国家来保证的。他赋予了国家机器以十分重要和明确的任务，而且我认为这是他的思想中最具理想主义的成分。例如在《民主向何处去？》一文中，他便不避自己极力反对的“建构理性主义”之嫌，设计了一个“理想议会模式”——为了保障立法机构的公正和超然，他竟然希望一个人一生只参与一次立法选举。姑不论它是否真能做到公正，人们对这个一次投票之后再也无力左右的机构是否放心，也是大有问题的。但是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为何不承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的原因：他在认识社会运行上的科学态度（我们不妨细细品味他非常喜欢使用的“原理”和“原则”这类概念），使他无法完全认同于伯克等人为社会成规披上的神秘主义外衣。
但是，从哈耶克的宪政思想中，我们也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另一个极有价值的结论。对一切以强制力为后盾或有垄断倾向的权力都必须加以限制，这本是西方世界一个古老的政治智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就说过：“把权威赋予人，等于引狼人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此后自霍布斯以降，凡是涉及到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宪政主义思想家无不以诉诸人类性恶论为立论的基础。但是站在哈耶克知识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却不必再单纯以性恶论或“权力导致腐败”之类的传统判断来解释限制权力的必要。我们不妨假设人性本善，由此使限制权力的必要失去理据。然而根据哈耶克的理论，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无法掌握许多个人根据变动不居的信息分别作出的决定，因而他也难以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公认的统一尺度。所以，即使是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其范围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他在我们可以把这种从知识利用的角度来理解限制权力的思想，视为哈耶克对传统政治理论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它使我们可以避开性恶论的形而上学观点，把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建立在有充分经验基础的知识传播原理之上。
回想起来，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赞扬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时，哈耶克却始终坚持认为，一个自由社会要想保持进步的活力，就必须向着不可预见、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正如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言，“只有当事先知道自由能够带来的好处时才得到批准的自由，是不能称为自由的”。个人所享有的打破旧模式。创造新事物、建立新规范的自由，才是一个进步社会的标志，“如果我们仅仅认为只有多数人实践的自由才是重要的，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它将有着一切不自由的特征”（同上）。因此他也是20世纪为捍卫宽容做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在他看来，建立在限权原则上的民主宪政制度，有着凝聚共同体和保障个人主义的双重价值，它的最大作用在于确立一些“公正的行为规则”，无论是个人还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经济和政治“法人”，都必须平等地处在这些规则的支配之下。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和平共存（参见《自由社会的秩序原理》和《自由国家的宪政》）。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哈耶克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其实是自洛克以来西方人思考如何回应一个多元化世俗社会的继续。如韦伯所说，在这个“除魁的世界”里，不但单一的终极价值已不复存在，各种传统的权威制度也失去了理据，惟一还具有普适性的只有工具主义意义上的理性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过上和谐、自由与繁荣的生活，那么除了遵守哈耶克所说的“无目标的抽象规则”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200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