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馆史论》(何炳棣)扫描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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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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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1917年－）浙江金华人，旅美华裔史学家。其堂兄何炳松，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
少年时曾念过南开中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对日抗战时执教于西南联大，通过教育部第六届公费留学西洋史学门考试，赴美留学，学习18、19世纪英国史。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
何炳棣就读清华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时，修读刘崇鋐教授西洋通史课程，向刘请教读西洋史相关问题。刘崇鋐劝其三思，复以学成后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讨论。转入历史系后，在系主任蒋廷黻建议下，先以近代外交史作为修课主要方向，同时自修西洋史知识。在清华大学兼容并包，以社会科学方法、人文通识课程设计基础下，打好准备留学考试根基。1952年以〈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式转入中国史研究。何氏自言，西洋史的训练，让他一看到问题，就进行中、西比较，应用到不同的工具，就得出与前人、时人不同的论点。
1966年，何炳棣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六届人文组院士，时年49岁。其在美国人文社科学界地位亦甚高，曾在1974年出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为首任亚裔会长，自被国际视为大师级学者。（专攻印度史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教授兼该校贾克逊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雅南（Anand A.Yang），于2006年四月初出任亚洲学会会长，他虽是学会六十五年会史上的第二位华裔会长，但之前已有过一位印度裔学者和两位日裔学者做过会长，杨雅南是第五位亚裔会长。）
何炳棣认为，治学不可被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会科学理论所迷惑，必须从大量多种史料的考订、诠释、控制入手，并指出坚实的史料根据乃为史家养命之源。另外何氏亦不赞同青年史家在入门阶段即进入思想史的工作，何氏指出：“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
何炳棣虽然在美国，但在中国大陆、台湾学界亦赫赫有名。但为人孤芳自赏，有棱有角，给人一种距离感，甚至何氏亦自承“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但亦反映出何氏有足够的自信心与安全感。
2001年何炳棣提出“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说法。
何炳棣近年写有《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回忆录，里面不少附件记录了他的一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珍贵材料。李敖赞赏何炳棣：
今早起来，读尊作“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读后赞叹，深觉体大思精，此乃真正“大历史”，余英时、许倬云、黄仁宇之流鬼画符耳，纵张光直、李惠林、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历史”，在尊作面前，亦灰头土脸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其实张光直等如肯认真从古代气候学上探讨，即该早知“黄土”之肥矣。）至于尊作“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越界渊博，自更令丁邦新之流傻眼矣。
{以上内容转自维基百科}
【该书引言】
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以近代观点看来，这种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在传统中国社会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强了小群的观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识，因而延展了我国社会的“近代化”。但自历史观点看来，血缘组织如家族制度，地缘组织如会馆制度，皆系应传统社会某些阶段中实际的需要而产生，曾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家族制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要，其经济功能可能不如一般学者想像的重要，而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可以不论。工商性质的会馆的经济功能非常重要，曾引起不少日本学者的注意。早在一九二二年和田清已经对我国会馆和工商行会问题提出讨论。不久加藤繁和仁井田陞即到北京调查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会馆，就地搜集资料。根岸佶除了曾作全面性的研究以外，又以上海行会会馆为对象。今崛诚二则以清代及民国的归绥行社为对象。都先后有专著行世。他们研究的方法，是先对实地调查过的若干行会的组织、功能、经费、规制等加以详细的分析，然后再作一般的推论。因为他们研究的核心仍是有限数量实地调查过的工商行会，资料集中而且原始，所以易见功效，成绩超越西方学人之上。因为日本学者的主要对象是工商行会而不是地缘组织，所以他们对地缘性的会馆制度尚未曾作全部的研究。例如明清两代北京各省府州县试馆性质的会馆，他们仅仅附带提及而未加详论。他们虽对北京、上海、归绥等地的若干工商行会有重要的供献，但似乎还不能圆满解答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例如：我国明清及当代大都市中究竟有多少会馆和兼具地缘性的公所行会？是否仅仅北京和大的都市才有会馆？究竟会馆的地理分布普遍到什么程度？这类广泛的问题虽极基本，事实上却最难解答。内中主要的困难是由于缺乏全面性的文献和调查资料。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今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因为文献资料极端零散，大多数方志皆忽略会馆公所，这项近乎机械的工作，费力虽多，收效则甚为有限。因为文献记载多阙，本文所能列举大小各地的会馆当然不会详尽，与实际数目相差必远。但这有限的收获已经代表十余年来作者为研究明清土地、作物、人口、移民而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的附带结果之一。日本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我国业缘性的工商行会，因行会而牵涉到地缘组织的会馆。本文的研究对象完全是会馆制度，虽有时不得不兼论会馆与公所行会的关系，但重心始终在地缘组织。再前此中外学人研究我国行会及会馆制度时，往往仅注意到这种制度如何强化我国小群的观念，延展了大群意识的产生。这当然时相当正确的，前此论著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地缘组织表面上虽反映强烈的地域观念，但无时不与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几百年中同一地区各种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的结果，也未尝不有助于窄狭畛域观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识的产生。此点前人既未多发挥，本文最后一章中当提出实际例证，以说明明、清两代的会馆制度，在我国社会逐渐“近代化”的过程中，实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于会馆制度之起源，晚明博闻强记如沈德符、朱国桢，和合著《帝京景物略》的刘恫（当为“侗”）与于奕正等人已经不甚了了。近代中日学人无不遵循彼辈之说，以为北京会馆之制始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嘉、隆之际。方志中幸存的资料证明早在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永乐迁都之时，即已有人创建会馆。再近人论北京会馆性质者，无不根据晚清文献和现代人士的印象，以为北京各郡邑会馆自始即系试馆。但史实并不如此。所以本文第二章中对北京会馆之起源与演变加以详论。再则我国的籍贯观念在人类史上确是相当特殊，此种特殊的籍贯观念与地缘组织之极度发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文第一章就分析形成籍贯观念的主要因素。至于会馆和公所的组织、功能、经费、规制等等，都是前此学人所最注意的，本文除偶一涉及以外，均行避免讨论。
【后记】
本刊原系作者综合明清社会经济史工作长期计划中一个较小的环节。因为篇幅关系，更因鉴前此学人最喜长篇抄引会馆公所规章，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处外几乎完全未用会馆的组织、功能、经费、规章这类最现成的资料。此类未用资料当另撰英文专刊择要论及。本刊只第一章和第六章涉及理论，其余四章均重史实。事实上近年来大陆上对明清经济史料的整理很有成绩，对明清业缘地缘组织也有论文和专刊，内中往往牵涉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中心理论问题。本刊作者充分了解这个中心理论问题的存在，而且个人分析论断和大陆史家有相当基本的差异。至于会馆公所的兴衰究竟与“资本主义萌芽”有无关系，究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名词是否合理，因所涉极广，也只能留待今后拟撰英文诸（疑当为“著”）作中多方面详加讨论。
过去两学年中，作者曾获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及远东文化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之课余资助。本专刊之得以完成，其他研撰计划之得以逐步实现，皆与以上资助有关，特此申谢。
一九六五初秋，芝加哥。
何炳棣（1917年－）浙江金华人，旅美华裔史学家。其堂兄何炳松，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
少年时曾念过南开中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对日抗战时执教于西南联大，通过教育部第六届公费留学西洋史学门考试，赴美留学，学习18、19世纪英国史。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
何炳棣就读清华大学化学系一年级时，修读刘崇鋐教授西洋通史课程，向刘请教读西洋史相关问题。刘崇鋐劝其三思，复以学成后如何做研究，和西方人竞争等等问题讨论。转入历史系后，在系主任蒋廷黻建议下，先以近代外交史作为修课主要方向，同时自修西洋史知识。在清华大学兼容并包，以社会科学方法、人文通识课程设计基础下，打好准备留学考试根基。1952年以〈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式转入中国史研究。何氏自言，西洋史的训练，让他一看到问题，就进行中、西比较，应用到不同的工具，就得出与前人、时人不同的论点。
1966年，何炳棣当选中央研究院第六届人文组院士，时年49岁。其在美国人文社科学界地位亦甚高，曾在1974年出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为首任亚裔会长，自被国际视为大师级学者。（专攻印度史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教授兼该校贾克逊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雅南（Anand A.Yang），于2006年四月初出任亚洲学会会长，他虽是学会六十五年会史上的第二位华裔会长，但之前已有过一位印度裔学者和两位日裔学者做过会长，杨雅南是第五位亚裔会长。）
何炳棣认为，治学不可被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会科学理论所迷惑，必须从大量多种史料的考订、诠释、控制入手，并指出坚实的史料根据乃为史家养命之源。另外何氏亦不赞同青年史家在入门阶段即进入思想史的工作，何氏指出：“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
何炳棣虽然在美国，但在中国大陆、台湾学界亦赫赫有名。但为人孤芳自赏，有棱有角，给人一种距离感，甚至何氏亦自承“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但亦反映出何氏有足够的自信心与安全感。
2001年何炳棣提出“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说法。
何炳棣近年写有《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回忆录，里面不少附件记录了他的一生，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珍贵材料。李敖赞赏何炳棣：
今早起来，读尊作“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读后赞叹，深觉体大思精，此乃真正“大历史”，余英时、许倬云、黄仁宇之流鬼画符耳，纵张光直、李惠林、Keightley、Pearson等“游耕制”者之“大历史”，在尊作面前，亦灰头土脸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其实张光直等如肯认真从古代气候学上探讨，即该早知“黄土”之肥矣。）至于尊作“从爱的起源和性质初测《红楼梦》在世界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越界渊博，自更令丁邦新之流傻眼矣。
{以上内容转自维基百科}
【该书引言】
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具有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以近代观点看来，这种高度的血缘性和地缘性在传统中国社会造成了零散分割的局面，加强了小群的观念，削弱了大群的意识，因而延展了我国社会的“近代化”。但自历史观点看来，血缘组织如家族制度，地缘组织如会馆制度，皆系应传统社会某些阶段中实际的需要而产生，曾具有积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家族制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要，其经济功能可能不如一般学者想像的重要，而且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可以不论。工商性质的会馆的经济功能非常重要，曾引起不少日本学者的注意。早在一九二二年和田清已经对我国会馆和工商行会问题提出讨论。不久加藤繁和仁井田陞即到北京调查若干行会和工商性质的会馆，就地搜集资料。根岸佶除了曾作全面性的研究以外，又以上海行会会馆为对象。今崛诚二则以清代及民国的归绥行社为对象。都先后有专著行世。他们研究的方法，是先对实地调查过的若干行会的组织、功能、经费、规制等加以详细的分析，然后再作一般的推论。因为他们研究的核心仍是有限数量实地调查过的工商行会，资料集中而且原始，所以易见功效，成绩超越西方学人之上。因为日本学者的主要对象是工商行会而不是地缘组织，所以他们对地缘性的会馆制度尚未曾作全部的研究。例如明清两代北京各省府州县试馆性质的会馆，他们仅仅附带提及而未加详论。他们虽对北京、上海、归绥等地的若干工商行会有重要的供献，但似乎还不能圆满解答一些比较广泛的问题。例如：我国明清及当代大都市中究竟有多少会馆和兼具地缘性的公所行会？是否仅仅北京和大的都市才有会馆？究竟会馆的地理分布普遍到什么程度？这类广泛的问题虽极基本，事实上却最难解答。内中主要的困难是由于缺乏全面性的文献和调查资料。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即在详列大小城市会馆之名，以为今后中外学人更进一步较全面研究的参考。因为文献资料极端零散，大多数方志皆忽略会馆公所，这项近乎机械的工作，费力虽多，收效则甚为有限。因为文献记载多阙，本文所能列举大小各地的会馆当然不会详尽，与实际数目相差必远。但这有限的收获已经代表十余年来作者为研究明清土地、作物、人口、移民而遍翻北美所藏中国方志的附带结果之一。日本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我国业缘性的工商行会，因行会而牵涉到地缘组织的会馆。本文的研究对象完全是会馆制度，虽有时不得不兼论会馆与公所行会的关系，但重心始终在地缘组织。再前此中外学人研究我国行会及会馆制度时，往往仅注意到这种制度如何强化我国小群的观念，延展了大群意识的产生。这当然时相当正确的，前此论著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赘述。不过地缘组织表面上虽反映强烈的地域观念，但无时不与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几百年中同一地区各种地缘业缘组织经常接触的结果，也未尝不有助于窄狭畛域观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识的产生。此点前人既未多发挥，本文最后一章中当提出实际例证，以说明明、清两代的会馆制度，在我国社会逐渐“近代化”的过程中，实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于会馆制度之起源，晚明博闻强记如沈德符、朱国桢，和合著《帝京景物略》的刘恫（当为“侗”）与于奕正等人已经不甚了了。近代中日学人无不遵循彼辈之说，以为北京会馆之制始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嘉、隆之际。方志中幸存的资料证明早在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永乐迁都之时，即已有人创建会馆。再近人论北京会馆性质者，无不根据晚清文献和现代人士的印象，以为北京各郡邑会馆自始即系试馆。但史实并不如此。所以本文第二章中对北京会馆之起源与演变加以详论。再则我国的籍贯观念在人类史上确是相当特殊，此种特殊的籍贯观念与地缘组织之极度发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本文第一章就分析形成籍贯观念的主要因素。至于会馆和公所的组织、功能、经费、规制等等，都是前此学人所最注意的，本文除偶一涉及以外，均行避免讨论。
【后记】
本刊原系作者综合明清社会经济史工作长期计划中一个较小的环节。因为篇幅关系，更因鉴前此学人最喜长篇抄引会馆公所规章，所以本文除必要一二处外几乎完全未用会馆的组织、功能、经费、规章这类最现成的资料。此类未用资料当另撰英文专刊择要论及。本刊只第一章和第六章涉及理论，其余四章均重史实。事实上近年来大陆上对明清经济史料的整理很有成绩，对明清业缘地缘组织也有论文和专刊，内中往往牵涉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中心理论问题。本刊作者充分了解这个中心理论问题的存在，而且个人分析论断和大陆史家有相当基本的差异。至于会馆公所的兴衰究竟与“资本主义萌芽”有无关系，究竟“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名词是否合理，因所涉极广，也只能留待今后拟撰英文诸（疑当为“著”）作中多方面详加讨论。
过去两学年中，作者曾获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及远东文化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s）之课余资助。本专刊之得以完成，其他研撰计划之得以逐步实现，皆与以上资助有关，特此申谢。
一九六五初秋，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