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背叛 - 法.朱利安 班达》(Betrayal of the intellectuals)世纪人文丛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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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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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文丛书
知识分子的背叛 内容简介
这本书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右派，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他声称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而不是党派。他试图对效力于事业与效力于党派作了区分，并且拒绝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会毁坏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不定期，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20世纪的论述知识分子的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著——1927年初版的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本达把知识分子规定为古代宗教中的圣职者，也就是那种脱离世俗社会，追求形而上的学问，追求终级的真理的圣职者，从更广义的词义的来看，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预言家”。这部著作深受欢迎，1939年，二战爆发那年，重印达39次，广为流传，为欧洲当年最畅销书之一。战后，1946年、1959年和1975年在法国此书又数度再版，分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文字。
书摘
知识分子承担起对压制个人的另外任务
如果承认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把个人自由作为价值体系的顶点这一点的话，那么，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是背叛了这种职责，我在这里想指出他们的三种态度。自由是可以看作个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康德)，或者所谓良心这个词是“个人”的同义词的话，是因为自由被看作良心的一个范畴(莱努维尔，Charles Renouvier)。
那三种态度如下：
一、赞美“铁板一块”的国家，即国家被看作不可分割的东西（“极权主义”的国家）来加以颂扬。这里从定义来看，个人以及个人权利的概念等完全被消灭了。这种所谓的国家，是把纳粹在所有建筑物都涂上这样的格言，即“你是不存在的，你的民族是一切”作为你的精神的。还有，他们对承认作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质相异的个人所属的整个国家抱有一种轻蔑心。出于这种立场，这二十年间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声发出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今天其中大多数人也保持着对他们的忠实的反映。这种现象发生在以神权为宗旨的君主制度的时代也决不可能看到的国家中，更加使人感到奇妙。勃斯爱一边要求臣民绝对服从，一边也决不把作为个人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挂在嘴上的。某个历史学家甚至说路易十四的政府与东方的君主制相比更像美利坚合众国。卢梭，他的敌人的某些人如果说什么，他也一点不说要为国家牺牲之类的话。他的《社会契约论》所颂扬的所谓“公意”是个人意志的总和。这一点，他遭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典型使徒黑格尔激烈攻击。《法国行动》的理论家们自身也主张尊重个人的权利。从最纯粹的策略出发，根据他们公开的师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说法，公民只有义务，没有一点权利。在法国否定个人的国家的真正的理论家(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叛徒们的真正的领袖)[被梅纳·德·比兰（MainedeBiran）批判的]是勃纳尔特和《实证的教养问答》（Positivistischen Ketechuusmus）的作者。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否是促使国家成为强有力？这作为一个经常的问题被留了下来。
二、这也就是他们对作为否定个人的极权组织——家族的颂扬。“祖国、家族、劳动”，维希的修正主义者们叫道，这一教义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消失而死亡。极其奇妙的，这些先生们暗中也在家族的精神里把作为接受与个人的利己主义呈对照的国家所要求的牺牲的内涵包括进去。严格地说，家族的利己主义、与国家利益对立的家族的利己主义等是不存在的吗?这种利己主义远比个人利己主义更加有力。因为前者被舆论作为神圣的东西，但是，后者是被看作不名誉的东西。(人们，为了多继承家庭的遗产，在遗产税等上面蒙骗国家；不让孩子当炮灰，让他在后方劳动等，不都是对家族爱的出色的证明吗?)但是，真正的秩序派是懂得这个的。纳粹主义强调孩子不是家庭的，是属于国家的。其中一位领袖在宣布：“我们将孩子从摇篮里抱下来”的同时，作为坚定的秩序派还说：“我们只用棺材解放人。”
三、他们对贝当政府试图以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帝国为样板建立政权的意识形态——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产生共鸣。利用工人的传统，即在习惯的统治中使他们服从，他们的自由与理性的无论被不择手段地破坏掉。其结果，国家的力量大大增强，但是，我们经常要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否就是知识分子的应有理想呢?我们秩序派的那位伟大的先驱者中的一位，强调，政治上的选举只是行业工会的东西，这选举“经常是为了行业工会的利益，经常被邪恶的个人”所拒绝。你知道了他这一讲法大概会暗自好笑吧!作为他们的学说的精髓的一部分。但是，依然是今天他们已经没有勇气讲出口的主张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与埃塞俄比亚战争
同样，十年前可以见到知识分子赞成从蔑视个人出发的强者扼杀弱小民族的姿态。根据他们的说法，强者意味着文明，从而，这种扼杀是当然的事情。(参照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法国知识分子的声明和特爱利·莫尼爱的报道)。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具备某种道德或知性的优越性的民族还是对处于劣位的民族拼命地输入这种道德与知性的东西。这简直是传教士的工作。但是，连我们知识分子也希望如同人使役动物那样，优越者支配劣位者，将他们逼迫为奴隶状态(因此，希特勒不是把法国日耳曼化，而是想把法国人作为那种奴隶)。所以，看到法国人赞同这种“优越民族”的权利的样子，特别感到奇怪。1870年，就如相邻的民族在1940年进行的训练，侵犯法兰西民族也是在这种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在这里，面对把力量放在最前面的世俗人及其屈从，应该把尊重知性的价值与这种世俗行为替换的阶级却负起了这种世俗的义务。梵蒂冈政府就承认意大利国王替代埃塞俄比亚的皇帝。
这些知识分子的诸多观点中的另一种是弱者的命运应成为强者的食饵，这也成为世界的规则，鼓励弱者反抗这种压迫犹如对和平进行扰乱一般。在日内瓦法庭，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差别，但是他们都清楚地这么说了。如果没有诸位存在的话，强国意大利会和平地并吞了弱国埃塞俄比亚，不会有世界性战争了。还有，他们也可能这么说，在国家间，我们让大鱼静静地吃小鱼，如果把小鱼可能会提出请求主持公道的法庭关闭的话，那么，蓬托(Bontoux)事件、斯塔比斯基事件也就没有了，早就和平了。而且，这些道学家们坚持认为1914年战争的真正责任应该由国际联盟来负，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说服塞尔维亚，让它知道自己的义务是让奥地利贪婪地
并吞掉。更加严重的是，当时有些人是不赞成强者扼杀弱者的，但是，这种主张被忽视了。他们不是组织团体，然而作为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却违反了国际正义。这个国际组织后来在“满洲国”问题及意大利与土耳其的冲突问题上，又连续两次以这种立场不采取应该采取的措施。而且，到今天为个问题，依然是一个不清楚的疑问。此外，他们认为要执行适用那种战争危机的国际协定，不是为了“奴隶商人”，而是要为了体现他们的所谓的大义。其次，这种所谓奴隶商人(曾经有过一位小小的犹太人上校)等从来也未引起过我们的任何关心也确实是真正的事实吗?再次，正义是不希望在国家内部由警察来保护全体公民乃至没有个人价值的人们的吗?要提出禁止这些老牌的国家对年轻的国家虎视眈眈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不能够认为太正当的；他们的意愿真是希望至那时候为止的国际社会的生活习惯——弱肉强食的习惯被消灭吗?但是，世上哪里还有这样拐弯抹角地对正义表示出亵渎的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正义甚至到了无知程度的“雄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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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背叛 内容简介
这本书投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因西方知识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则“去侍奉政治党派那些伪神，从谴责的角度重新估价他们这一倾向。他谴责的那些背弃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右派，尤其是法西斯分子。他声称知识分子首先应当忠于真理而不是党派。他试图对效力于事业与效力于党派作了区分，并且拒绝各种类型的极权主义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会毁坏知识分子生活的独立自主性。 本书是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代表作，也是一本专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世界名著。全书四章，集中讨论了“政治的时代”、“政治激情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背叛”等三大问题。从篇幅上看，比起同时代学人动辄数十万言的大作来，班达的这本书只能算是一篇论文罢了。不不定期，就在这本小书中，班达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至一战前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史。
20世纪的论述知识分子的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著——1927年初版的朱利安·本达《知识分子的背叛》。
本达把知识分子规定为古代宗教中的圣职者，也就是那种脱离世俗社会，追求形而上的学问，追求终级的真理的圣职者，从更广义的词义的来看，还是决定人类命运的“预言家”。这部著作深受欢迎，1939年，二战爆发那年，重印达39次，广为流传，为欧洲当年最畅销书之一。战后，1946年、1959年和1975年在法国此书又数度再版，分别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文字。
书摘
知识分子承担起对压制个人的另外任务
如果承认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把个人自由作为价值体系的顶点这一点的话，那么，许多现代知识分子是背叛了这种职责，我在这里想指出他们的三种态度。自由是可以看作个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康德)，或者所谓良心这个词是“个人”的同义词的话，是因为自由被看作良心的一个范畴(莱努维尔，Charles Renouvier)。
那三种态度如下：
一、赞美“铁板一块”的国家，即国家被看作不可分割的东西（“极权主义”的国家）来加以颂扬。这里从定义来看，个人以及个人权利的概念等完全被消灭了。这种所谓的国家，是把纳粹在所有建筑物都涂上这样的格言，即“你是不存在的，你的民族是一切”作为你的精神的。还有，他们对承认作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性质相异的个人所属的整个国家抱有一种轻蔑心。出于这种立场，这二十年间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声发出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今天其中大多数人也保持着对他们的忠实的反映。这种现象发生在以神权为宗旨的君主制度的时代也决不可能看到的国家中，更加使人感到奇妙。勃斯爱一边要求臣民绝对服从，一边也决不把作为个人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挂在嘴上的。某个历史学家甚至说路易十四的政府与东方的君主制相比更像美利坚合众国。卢梭，他的敌人的某些人如果说什么，他也一点不说要为国家牺牲之类的话。他的《社会契约论》所颂扬的所谓“公意”是个人意志的总和。这一点，他遭到极权主义国家的典型使徒黑格尔激烈攻击。《法国行动》的理论家们自身也主张尊重个人的权利。从最纯粹的策略出发，根据他们公开的师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说法，公民只有义务，没有一点权利。在法国否定个人的国家的真正的理论家(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叛徒们的真正的领袖)[被梅纳·德·比兰（MainedeBiran）批判的]是勃纳尔特和《实证的教养问答》（Positivistischen Ketechuusmus）的作者。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否是促使国家成为强有力？这作为一个经常的问题被留了下来。
二、这也就是他们对作为否定个人的极权组织——家族的颂扬。“祖国、家族、劳动”，维希的修正主义者们叫道，这一教义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消失而死亡。极其奇妙的，这些先生们暗中也在家族的精神里把作为接受与个人的利己主义呈对照的国家所要求的牺牲的内涵包括进去。严格地说，家族的利己主义、与国家利益对立的家族的利己主义等是不存在的吗?这种利己主义远比个人利己主义更加有力。因为前者被舆论作为神圣的东西，但是，后者是被看作不名誉的东西。(人们，为了多继承家庭的遗产，在遗产税等上面蒙骗国家；不让孩子当炮灰，让他在后方劳动等，不都是对家族爱的出色的证明吗?)但是，真正的秩序派是懂得这个的。纳粹主义强调孩子不是家庭的，是属于国家的。其中一位领袖在宣布：“我们将孩子从摇篮里抱下来”的同时，作为坚定的秩序派还说：“我们只用棺材解放人。”
三、他们对贝当政府试图以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帝国为样板建立政权的意识形态——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产生共鸣。利用工人的传统，即在习惯的统治中使他们服从，他们的自由与理性的无论被不择手段地破坏掉。其结果，国家的力量大大增强，但是，我们经常要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否就是知识分子的应有理想呢?我们秩序派的那位伟大的先驱者中的一位，强调，政治上的选举只是行业工会的东西，这选举“经常是为了行业工会的利益，经常被邪恶的个人”所拒绝。你知道了他这一讲法大概会暗自好笑吧!作为他们的学说的精髓的一部分。但是，依然是今天他们已经没有勇气讲出口的主张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与埃塞俄比亚战争
同样，十年前可以见到知识分子赞成从蔑视个人出发的强者扼杀弱小民族的姿态。根据他们的说法，强者意味着文明，从而，这种扼杀是当然的事情。(参照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法国知识分子的声明和特爱利·莫尼爱的报道)。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具备某种道德或知性的优越性的民族还是对处于劣位的民族拼命地输入这种道德与知性的东西。这简直是传教士的工作。但是，连我们知识分子也希望如同人使役动物那样，优越者支配劣位者，将他们逼迫为奴隶状态(因此，希特勒不是把法国日耳曼化，而是想把法国人作为那种奴隶)。所以，看到法国人赞同这种“优越民族”的权利的样子，特别感到奇怪。1870年，就如相邻的民族在1940年进行的训练，侵犯法兰西民族也是在这种名义下进行的。即使在这里，面对把力量放在最前面的世俗人及其屈从，应该把尊重知性的价值与这种世俗行为替换的阶级却负起了这种世俗的义务。梵蒂冈政府就承认意大利国王替代埃塞俄比亚的皇帝。
这些知识分子的诸多观点中的另一种是弱者的命运应成为强者的食饵，这也成为世界的规则，鼓励弱者反抗这种压迫犹如对和平进行扰乱一般。在日内瓦法庭，虽然有某种程度的差别，但是他们都清楚地这么说了。如果没有诸位存在的话，强国意大利会和平地并吞了弱国埃塞俄比亚，不会有世界性战争了。还有，他们也可能这么说，在国家间，我们让大鱼静静地吃小鱼，如果把小鱼可能会提出请求主持公道的法庭关闭的话，那么，蓬托(Bontoux)事件、斯塔比斯基事件也就没有了，早就和平了。而且，这些道学家们坚持认为1914年战争的真正责任应该由国际联盟来负，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说服塞尔维亚，让它知道自己的义务是让奥地利贪婪地
并吞掉。更加严重的是，当时有些人是不赞成强者扼杀弱者的，但是，这种主张被忽视了。他们不是组织团体，然而作为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却违反了国际正义。这个国际组织后来在“满洲国”问题及意大利与土耳其的冲突问题上，又连续两次以这种立场不采取应该采取的措施。而且，到今天为个问题，依然是一个不清楚的疑问。此外，他们认为要执行适用那种战争危机的国际协定，不是为了“奴隶商人”，而是要为了体现他们的所谓的大义。其次，这种所谓奴隶商人(曾经有过一位小小的犹太人上校)等从来也未引起过我们的任何关心也确实是真正的事实吗?再次，正义是不希望在国家内部由警察来保护全体公民乃至没有个人价值的人们的吗?要提出禁止这些老牌的国家对年轻的国家虎视眈眈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不能够认为太正当的；他们的意愿真是希望至那时候为止的国际社会的生活习惯——弱肉强食的习惯被消灭吗?但是，世上哪里还有这样拐弯抹角地对正义表示出亵渎的人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正义甚至到了无知程度的“雄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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