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田余庆)扫描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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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结束十六国纷乱局面的拓跋鲜卑，是怎样从落后状态乘时崛起，担当了开启北朝，从而孕育隋唐的历史任务？ 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以敏锐深邃的史学眼光，论证了拓跋在与代北乌桓共生的百余年的发育成长，积累了经验和力量。拓跋珪用野蛮手段建立残酷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暴力离散母族、妻族部落组织，巩固了拓跋君权和北魏政权，把拓跋部落联盟带进文明社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拓跋珪的野蛮手段使拓跋部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也留下了后遗症，以致后人不知道把拓跋史诗中充满野性的历史素材如何裁剪成皇帝认可的体面的国史。北魏国史大狱之兴以及北魏史学不振，根源盖由于此。 本书初次发表“猗卢之碑”残石拓片资料，亦将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前言
　　收集在本书中的拓跋史文章，是近几年陆续写成的，目的在于探路，所以名之曰《拓跋史探》。文章中自己感到发掘了一些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增长了一些认识，但由于资料不足，很难说都准确，虽经此次增删修改，只能算是探路文章。
　　探究拓跋史，前人已做过不少工作。他们是开拓的前驱，我不过是踵迹前人，趑趄而进。近年以来，由于未见有多少新史料出现，史学界在这方面探索的热情显得比较消沉。我希望我所尽的绵薄之力能引起有志者的兴趣，一起走上探索之路。
　　五胡十六国这一破坏性特别突出的时代得以结束，归根极柢是五胡日趋融合，其主要部分终于陆续积淀在北方农业地区而被汉族文明逐渐同化之故，这是今天史界共识。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死催生的任务呢？这就涉及拓跋部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代北地区活动的早期的拓跋部和代国，大体与五胡十六国同步，开化程度不如其它胡族，却是这个时期唯一的地域固定、年代世系明晰可考、历史大体完整的一“胡”一“国”，虽然史家并未列之于五胡十六国之中。拓跋部百余年来孳生繁息于代北，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时崛起，走出代北，担当了结束十六国的历史任务，在下启隋唐之局的进程中实际上起着决定作用。这大体就是拓跋部和北魏的历史定位。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
　　探索代北拓跋的开国前史，我选择《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题目作为切入点。道武帝为了确立、巩固皇权，竟然施行了一种从自己妻子下手的“子贵母死”制度，而且这个乖谬绝伦的制度竟然能与北魏政权相始终。我怀疑这不是道武帝个人的“创制”，而是有更深层的拓跋社会内部背景。也就是说，拓跋在部落联盟中与其它部族关系复杂，可能留下什么祸根，因而在以后的北魏历史中产下子贵母死制度的怪胎。
　　有一些蛛丝马迹，显示在部落联盟时期，拓跋君长之妻或母是颇具敏感性的人物，她们所属的部落往往通过她们，控制拓跋部内大事，特别是君位继承。拓跋部落联盟的维持，拓跋部在联盟中君长地位的维持，往往依赖拓跋母后，而且还要依赖母后的外家部落。这就是祸根所在。北魏建国称帝，不能像以往那样跟着外家部落走，而是力求摆脱外家部落的束缚和干预，完成由部落联盟向帝国的转轨，这往往要诉诸战争。
　　道武帝建国，并没有强大的外界敌人要去认真对付，真正棘手的倒是他的母族部落和妻族部落，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母、妻。这一现象令我恍然大悟，原来道武帝用战争手段“离散部落”，首当其冲的竟是母族贺兰和妻族独孤，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必然的缘由。打破部落联盟的束缚，建立帝国，是此举直接的、急切的原因。至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原因，如部落役使之类，在当时似乎是第二位的。我对此做了两起个案考察，即《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和《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其结果使我深信，离散部落之举和子贵母死制度看似无涉，却是内蕴相通，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
　　道武帝拓跋珪这个人物，他的历史作用，概括说来，就是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跋部落带入文明，由拓跋部来澄清北方的乱局。
　　北魏虽然建立了严峻的子贵母死制度以防外家擅权和母后干政，却仍然出现了文明皇太后弄权数十年而未被清除之事，这又是一个费解现象。排比分析有关史料，我发现除了某些偶然因素以外，主要还是由于冯太后充分而又巧妙地利用了子贵母死制度压制对手，以逞阴毒之故。把离散部落、子贵母死、冯太后擅政这几件时间并不连贯的大事串在一起，放在拓跋部族历史总的背景中考察，毕竟上下空白太多，头绪纷繁，不易掌握线索。于是我写了《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学林春秋》二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原题《我与拓跋历史研究》），剖析了自己的思路，交待了研究此题的方法，以答读者。